隐私权与生存权之争:生物辨识系统强化了公民参与还是政府监控

导读 文:潘靖 Aadhaar Scheme : 世界最大的生物辨识系统 2009年,政府推出全球规模最大的生物辨识系统(biometric ident

文:潘靖

Aadhaar Scheme : 世界最大的生物辨识系统

2009年,政府推出全球规模最大的生物辨识系统(biometric identification program)Aadhaar,为居民提供一组可供生物识别的身份编号。Aadhaar身份编号含有12个随机组成的数字,申请者需提供基本资讯 (如性别、地址、手机号码与E-mail)以及生物辨识资讯(十指指纹登记、虹膜扫秒及脸部照片)。

Aadhaar如同全民电子身分证,而这个构想最初是由资讯科技部(Indian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为电子和通讯技术部的前身)于2006年提出。2009年成立的唯一身份识别机构(Unique Identification Authority of India, UIDAI) 将此概念实践,具有大量政治资本及经济资源的UIDAI随即推出大规模的计画,目标将所有居民纳入电子身份辨识系统中,使政府能简化及方便管理行政程序及经济活动。

UIDAI期望透过此计画,将尚未拥有身份证的居民正式纳入Aadhaar电子身份证系统中,进而促进社会包容及提供更有效率的私人及公共服务。 例如将政府补助数位化 、纪录公务人员的出缺勤、签发护照以及作为电子商务及数位交易的认证基础,Aadhaar亦具有便于携带、可追蹤及难以盗用等特性。

Aadhaar隐私权与生存权的争议

然而Aadhaar计画自实施一开始便引起许多质疑:政府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干预或调查人民的私人生活?举例来说,Aadhaar计画的目标之一是减少中间人的影响,如贪污或行政怠慢等问题,以便让政府的福利政策和补贴可以直接针对受益人。在反腐败和提高效率的名义下,政府可以合理要求其居民提供指纹和虹膜扫描等生物特徵资讯。透过蒐集準确的数位数据,国家不仅可以提供更有效的管理,甚至能够追溯或监测货币和人口的流动。

若由较为极端的角度来看,Aadhaar强化了国家与私人公司运用生物特徵及私人数位数据的能力,也由于人民意识到政府追蹤和监控私人生活的能力,人民可能无可避免地约束、压抑日常行为,过着如同在圆形监狱(panopticon)内被规训的生活。

即使2018年最高法院已裁示政府及私人机构不能因人民缺乏Aadhaar卡而拒绝人民获得社会福利的权利,许多地方政府仍逐步强制居民将Aadhaar连接手机号码、银行帐户、选民卡、税籍帐号(PAN)及配给卡 (ration card)等具有不同功用的身分辨别工具。例如媒体《India Spend》于去年底指出,仍有5邦的学校要求75%的学生需透过Aadhaar注册,但是受限于网路普及率、资讯不对等以及Aadhaar系统的不稳定性等因素,并不是每位居民皆能即时连接各种社会福利卡及身分证至Aadhaar卡。

Aadhaar的辩论经常聚焦在隐私权(Right to privacy)和生存权 (right to life)的孰轻孰重,支持者指出,透过Aadhaar这个全面性的数位身分证,更多人能够被纳入社会补助系统,增加了贫困者的生存机会;而隐私权的争议则被部分Aadhaar支持者视为是中产阶级的特权,支持者指控,仅有足够富裕的人才有余裕思考隐私的侵犯多过生存的挣扎。然而经济学家雷蒂卡・凯拉 (Reetika Khera) 在其所编辑及撰文的《反对Aadhaar: 当大数据遇见极权政府》(Dissent on Aadhaar: Big Data Meets Big Brother,暂译)一书中试着拆解政府以效率、反贪腐及减少贫穷的口号,她指出,Aadhaar除了可能牺牲人民的隐私权外,亦可能进一步夺走贫困者、老年人及行动不便者的生存权。

凯拉指出,2015年的统计显示,99.97%具有Aadhaar身分编号的居民皆由既有的ID申请取得,原本没有任何ID的人民仍难以取得Aadhaar身分编号,因此Aadhaar并不能如政府所说促进社会包容。再者,凯拉指出社会福利之所以一直以来无法有效触及需求者,并非是因为需求者没有ID,而是政府提供的资源有限,导致只有部分人能获得退休金、补助或食物,因此Aadhaar的推动并无实质的帮助。

而至于Aadhaar是否能有效抑制贪腐,批评者亦表示成效有限,虽然传统的中间人会因新的制度而消失,新的中间人仍会出现。由于目前最主要的贪污形式在于数量诈欺(quantity fraud),即领取人须签名证明自己领取了多少物资,但是由于中间人的贪污,领取人所能取得的实际数量通常会少于他应得的,而Aadhaar并无法有效解决这类的问题。

另一位作者亚柳米哈・亚达夫(Anumeha Yadav) 亦在书中指出,政府声称Aadhaar实施后,政府退休金支出大幅缩减,然而这或许是由于许多原有受助人因为无法顺利取得Aadhaar而导致被申报死亡,抑或是注册时系统或办理人员资讯登记错误,导致系统无法辨别,政府的支出减少可能来自于许多人被无故取消的福利。

数位科技或许可以作为治理改革的有效工具,但不能成为改革本身。不一致的政策、电子系统的不稳定性以及政府人员经验的不足都可能加强既有的制度暴力,让已是社会边缘的族群更加边缘化,甚至威胁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微薄收入。

传统公民与数位公民

除了上述的争议 ,Aadhaar计画亦引起学者针对公民身分转变的探讨。学者比迪沙・克德里 (Bidisha Chaudhuri) 与莱昂・柯尼希 (Lion König)在2018年〈Aadhaar计画:新公民制度的基础?〉(The Aadhaar scheme: a cornerstone of a new citizenship regime in India,暂译)一文中分析,脱离英国殖民后,公民身份在象徵着旧社会与新政治文化之间的交会点。宪法同时给予个人「普遍公民」及「社会公民」的身分,公民既被视为享有普遍公民权的个人,同时亦被视为属于某个文化、宗教、语言、种族社群的成员。

然而随着新自由主义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以及以科技为主导的政策在的影响日益加剧,例如莫迪政府于2016年提出的100个智慧城市计画和Aadhaar计画,以族群为基础的「社会公民」身分开始逐渐弱化。新自由主义政策将国家、市场和公民交织在一起,利用科技取得生物数据和个人资讯,从而将从前属于某个文化社群的政治文化身份转变为只属于个人的、去政治化的、强调个体独特性的经济身份。国家的角色逐渐企业化,透过个人资讯的蒐集,提供客製化的服务与福利。

不过随着莫迪政府及其所属政党人民党 (Bharatiya Janata Party,BJP)近年积极鼓吹教民族主义,Aadhaar这类强调个人独特性的身分辨别工具似乎仍未减弱各宗教及民族之间的巨大隔阂。一方面科技与经济发展逐渐强调个人化的政策与服务,看似削弱了长久以来以种性、宗教及种族来区分的传统,另一方面民族主义的兴起又强化了固有的社群分类。

过后的时代,数位权属于谁?

因面临全境封锁之际,许多由农村至城市工作的移工因顿时失去收入而选择返家。随着移工走路返家的新闻引起国内及国际对于人权及的关注,政府也展开一系列的因应政策,包含提供临时庇护所、食物及返乡专车。然而5月9日媒体《连线》(The Wire)指出有部分来自奥里萨邦(Odisha)、目前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工作的移工因未持有Aadhaar而无法登记搭乘由奥里萨邦政府準备的返乡火车。即使5月14日奥里萨邦政府撤回了Aadhaar作为进入该邦的强制证件,此事件仍显示出底层人民在不够周延的中央及地方政策之下,极可能危及其基本的生存权利。

Aadhaar计画是否能强化公民参与,抑或是如的社会信用制度赋予更多政府监控人民的权力仍是未知数。然而此计画若欲促进社会包容、提高社会福利效率,政府须针对新旧政策交替之间所产生的问题、所忽略的民众提出细腻全面的因应方式,同时亦须提高民众的数位素养、确保数位科技的稳定性。

随着新冠病毒扩散,利用数位科技控制已成为世界各国的主流策略,过后数位科技作为新的治理工具势必获得更多正当性。当数位治理已成必然,随之而来的社会转型是否能以人为主体,以科技强化公民参与及民主发展将会是每个以数位治理为未来治理政策的民主国家所必须思考的问题。

延伸阅读 尊严胜过隐私权?生物识别个资卖给私营企业的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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