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公私部门研发经费3千亿元，基础研究约一成；政府科研预算约1千1百亿元，基础研究占不到三成。科技部长徐爵民日前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未来要着重「可解决社会、经济产业问题」的研究，部分对台不重要的研究不再是补助重点，引起学界论辩。
大纪元报导，前国科会副主委孙以瀚日前投书「国家投资基础研究不是纸上谈兵」，批评科技部长徐爵民不重视基础研究，表明科研经费运用应该要更务实，将着重在有助于促进社会、经济、产业发展的科研计画，而非打高空纸上谈兵。
国家投资学术研究，目的之一在于追求知识的社会效益（经济、社会、健康、政策）。这是徐部长所说的，也是社会大众最容易看的到的学术研究的效益，但这不是学术研究唯一的效益。
企业对于科技的投资只会求取短中期的回报，解决眼前的问题。唯有政府可以做中长期的投资，期待中长期的回报。长期研究，很多未必在当下有明确可应用的目标，但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不断的有极为重要的发现是起源于这些纯从好奇求知的观点出发的基础研究。
基础研究所产生的影响是全球性的，所解决的问题非「」一地所特有。这样的长期投资，即使知道可能有少数的成果会发挥极大的影响，却不是一般企业会愿意投资的，也就唯有靠政府才能对未来投资。经济体规模小的国家，更只有赖于发展出关键性科技或破坏性科技，才有可能翻身成为经济强国。此所以政府应该对科研的投资，除了解决「」眼前的问题，还应投资于基础研究。
关键是很多的应用研究的目标只在于论文发表，或是只列入研究成绩表的专利，成就了老师个人的履历表，而未能充分发挥其产业或社会效益。要促进这部分的实质社会效益，无须提高应用型研究的预算比例，只需在审查应用型研究成果时强调实质社会效益，而非论文数目。大学对于号称做应用研究的老师的评鉴也应如此。
科技部13日召开第3次学术研究谘议会，这也是徐爵民今年上任后，首次参与的学术研究谘议会；会后由林一平说明，徐爵民上任以来从未指示不再投资基础研究，科研经费分配比例也未改变，这是外界误解；但资源有限，无法像那样什么都要研究、什么都想解决，应效法以色列或瑞士，採取策略性的作法。
林一平举例，如之前的大数据计画或目前正面临的缺水、空汙、资安等问题，都可以由不同学者进行跨领域、跨部会导向性研究议题专案。在审查重点方面，他指出，科技部也将评估未来审查超过新台币3千万元的自由型卓越计画时，纳入国外学者。
林一平补充，未来科技部专案补助将针对较为有用的研究计画，而有用的研究多半来自于基础研究，因此并非如外界所说未着重基础研究，是以研究是否对社会有贡献为考量。
联合报导，学术谘议会共同召集人、中研院院长翁启惠强调「非问题导向的研究」，如数学、哲学等，是新思想来源、知识的累积相当重要，不可偏废；目前我国政府投入基础和应用研究的经费约为二比八，在企业完全投入应用研究的情况下，科技部应维持此比例，不可再减基础研究经费，否则基础研究就瓦解了。
据了解，与会校长多半同意徐爵民的看法，但政大校长周行一在会中特别提醒，文学、历史、哲学等人文社会研究，往往不是要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却能启迪普世思想，一样有研究价值；另问题导向研究也不能只从技术面看，否则不够周全，例如要解决资安问题，不只需要资讯研究，法律研究也该纳入。
另外，中山大学生科系副教授颜圣紘则提醒，何谓「对很重要」，「可能不是部长说了算」，很多领域的研究主体，例如生物多样性、演化基因体学、天文学、量子物理学，一直有杰出成就，深受世界肯定，「这样的研究，科技部是否愿支持？」
颜圣紘指出，科技部的确可建议科研的未来展望与方向，但要小心别因此重蹈过去某些大型计画的覆辙：政府各部会砸大钱、吸引一堆学者竞逐经费，但最后非但没解决问题，还引发学者争资源、排挤其他领域的计画等副作用。
颜圣紘表示，科技部需釐清「科学和技术的关係为何」，很多科学知识在探索的过程中不一定碰触到「科技部长认为重要的问题」，但那是「科学未来能支持技术发展」必经的过程，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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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University of Michigan School of Natural Resources & Environment @Flickr CC BY 2.0